玉溪道人《天文圖》初探   作者：韋緒智   
中國道教協會會長閔智亭道長因病於2004年1月3日16時50分在北京羽化仙逝。在他去世兩個月前，曾囑咐筆者好友劉誌剛先生：“我客廳懸掛的《天文圖》是曾在清末欽天監任過職的李理安道長所傳，後來參照我在華山等地多年觀測的記錄及有關資料加以修訂，得之不易，海內外道友索求者甚眾。現我年事已高，事務繁冗，為便於傳之後世，最好能復制壹下。”劉誌剛先生不負閔會長所托，經多方努力復制成功，堪與原圖媲美。筆者有幸擁有壹幅，得以虔心研究。為緬懷曾為中國當代道教事業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閔智亭道長，特撰此文以為紀念。


其實凡是曾經拜訪過閔會長的人，都會對他客廳裏懸掛的這幅天文圖留下深刻印象。該“天文圖”為紙本立軸，長146.5厘米，寬67.5厘米。圖的上部題有隸書“天文圖”三個大字，題下面是壹小段關於太微、天市二垣和二十八宿所占時辰、方位以及距度的跋文。中上部畫的是星圖，用黑點標出的千百顆星宿密密麻麻，用細線連接起來的數百個星官和用朱筆標出的三垣二十八宿名稱非常醒目。下部是洋洋數千言的《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等跋文，落款為：“丁卯新春華山玉溪道人繪於北京白雲觀”。


道教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謂博大精深。在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中國道教也曾為之作出過巨大貢獻。道教在宇宙演化、天地起源、天地結構等方面有其獨到的認識和理論，在星象的觀測、歷法的修訂、計時儀器的研制上也有過卓越的成就。在中國古代著名的天文學家中也有不少是道士或受道教影響的人物，如唐代的李淳風、袁天罡等。元代全真七子之壹、華山派創始人郝大通精通天文歷算。宋末元初時期的道士趙友欽則對天文學、數學和光學都進行過深入研究。他在《革象新書》中記載的某些實驗和發現，曾在世界天文學史上居於領先的地位。


玉溪道人早在1947年就開始深入研習天文星象。當時他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觀任知客，深得監院李理山道長賞識。李理山道號紫東，學養深厚、才華出眾，曾得東北天文大師李理安道長親傳古天文星象和奇門遁甲之術。李理山道長又把平生所學悉心傳授給玉溪道人。特別是李理安所傳的《丹元子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對玉溪道人的影響至為深遠。在返回華山隱修的數十年間，每當晴天夜靜之時，他常參照《丹元子步天歌》中所寫各個星官的方位，辨識星宿，觀測天象。正如鄭樵(公元1104-1160年)在《通誌·天文略》中所雲：“壹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壹句，凝目壹星，不三數夜壹天星鬥盡在胸中矣！”玉溪道人也曾有詩句記敘當時的情景：“五雲宮殿步虛長，鬥轉璇宵夜未央。”


我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壹，關於天文星象的文字記載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代，繪畫和雕刻天文星象圖也有悠久的歷史。過去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和考古挖掘所得的資料顯示，星象圖的繪制工作最早始於漢代。而濮陽西水坡45號墓裏“蚌塑天文圖”的出土，又將中國天文星象可考的歷史壹下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前。現存的星圖主要有唐代的敦煌星圖、宋代蘇頌在《新儀象法要》中所繪的星圖、蘇州石刻《天文圖》及呼和浩特五塔寺的清代石刻蒙文天文圖等。


古人素來把圖像看得比文字重要，成語“左圖右史”即是明證。這是因為古人深知圖像來之不易，繪成壹幅圖畫要比做壹篇文章難些，若是繪制復雜的星象圖就更難了。玉溪道人卻不辭辛勞先後繪制過三幅星圖。第壹幅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畫在壹塊絹上的星圖，可惜毀於“文革”動亂時期。第二幅繪於七十年代中期，後來贈與弟子賀信平。第三幅就是這幅於1987年新春精心繪制的《天文圖》，也是玉溪道人最為心愛的壹幅星圖，因此懸掛在客廳，朝夕晤對。該圖所繪的星象位置準確，二十八宿所屬星官完備。經仔細統計圖中共繪出三垣二十八宿所包含的283座星官、1266顆恒星。現存於蘇州博物館的石刻《天文圖》，為南宋淳右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遠根據黃裳所繪制的《天文圖》摹刻的，是我國現存最大且星數最多的古星圖之壹。該星圖直徑約為85厘米，上面共刻有恒星1434顆。玉溪道人繪制的這幅星圖直徑為62厘米，所繪制的恒星按照跋文《步天歌》所寫的應該是1464顆，因紙幅所限或其它原因僅畫出1266顆。據說玉溪道人所繪星圖的底本是當年福星觀壹通碑石上摹刻的簡易星圖，後來又參照《步天歌》及多年的實際觀測才逐步完善起來。身為壹名註重內丹清修的全真道士，在各種資料相對貧匱的條件下，能夠繪制出如此復雜精細的星象圖，實在難能可貴。


中央電視臺最近播出的“中國航天系列《撼天記》”的第壹部《步天歌》，是根據唐代壹首描述星象的歌謠《丹元子步天歌》命名的。玉溪道人在星圖下面用小楷精心抄錄的《步天歌》，也是根據這首歌謠並參照《圈天圖說歌》改編的。《圈天圖說歌》究竟為何人所作，筆者尚未查到出處。而《丹元子步天歌》相傳是王希明所作，丹元子是他的號，在唐代開元年間曾任右拾遺內供奉的官職。《丹元子步天歌》是用七言長詩的形式，描述三國東吳太史令陳卓根據石氏、甘氏、巫鹹氏三家星經而整理匯總的283座星官共1464星。它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確立“三垣二十八宿”天區劃分法的天文學文獻。雖然《丹元子步天歌》有文本傳世，但是由於天文、星占之學在古代向來是皇家禁地，星占學著作私人不得收藏，明代中期以後，雖有所開禁，但民間流傳甚少。鄭樵在《通誌·天文略》中就曾這樣評價《步天歌》：“此本只傳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可想而知，玉溪道人在當時能得到李理安道長所傳的《丹元子步天歌》也是很難得的。


筆者曾將《丹元子步天歌》、明代李之藻的《西步天歌》以及清代欽天監博士何君藩的《步天歌》和玉溪道人的《步天歌》作過壹番對比。丹元子的《步天歌》為373句共2611字，《西步天歌》為418句共2962字，何君藩的《步天歌》為452句共3164字。相比之下玉溪道人的《步天歌》最為簡單明了，僅有341句共2387字，更加概括地表述了三垣二十八宿中各個星官的形狀、名稱與位置，可謂“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余無失”。玉溪道人是以《丹元子步天歌》為基礎，去冗就簡，並將其中11處做了壹些改動：如“房日鼠”中“房下壹星號為日”句，改之為“房西壹星號為日”；“畢月烏”中“畢上橫列六諸王”句，改之為“畢下橫列六諸王”等等。除此之外玉溪道人所畫星圖中共有16處與其《步天歌》中所寫的星數不符：如“危月燕”中“危上五黑號人星”句，星圖中只畫有四顆星；“婁金狗”中“天倉六個婁下頭”句，星圖中卻畫有七顆星等等。其中某些可能是因紙幅所限故意少畫的，如“室火豬”中“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群”句，寫的是四十五顆，星圖中只畫十五顆；“氐土貉”中“騎官之眾二十七”句，星圖中只畫十顆。上述不同之處是參考其它天文典籍作出的修改？或是與玉溪道人實際觀測的不相符合？給我們留下不少懸念。另外星圖中還有14顆星不知何故未標註名稱。從星圖上還可以看出玉溪道人有借鑒西方近代天文學之處，在圖中繪有某些近南極星座，在“張宿”下面繪有“海山”六星便可為證。


在《步天歌》之後寫的是玉溪道人根據《儀象誌》對《星經》所做的勘誤。《星經》壹般是指戰國時期的石氏、甘氏和巫鹹氏所著的《星經》，這是中國古代天文典籍中對後世影咱最大的三家星經。而《儀象誌》為南懷仁所著。南懷仁（公元1623-1688年），耶穌會傳教士，比利時人，1657年來華，於清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奉召協助湯若望纂修歷法。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主持編制《時憲書》並奏請制造六件大型觀象臺天文儀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主編《儀象誌》十六卷。同年，升任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少寺卿銜。玉溪道人在對比研究了這幾種天文史籍後，指出《星經》中所記載的24座星官在《儀象誌》裏沒有，35座星官所包含的恒星數目有變化。這是因為南懷仁所編的《儀象誌》比上述三家《星經》至少要晚2000年，再加接受西方天文學的影響，自然要先進些，對星座的劃分上肯定也有不少變化。


其後玉溪道人又抄錄了李理安道長所傳的《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古代習慣於按天上的星宿位置來區分九州大地或諸侯疆域。這種將天上的星宿對應於地上區域的分配方法叫做“分野”，約創始於春秋戰國之際。主要是為了通過觀測星宿的變代來占蔔地上所配州、國的吉兇。當然還有其他分配方法，如按十二星次、二十八宿，或者按北鬥七星，還有按照中央及八方位把天分為九野的分法等等。正所謂：“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見《國語·周語下》）唐代王勃的《滕王閣序》中也有：“星分翼軫，地接衡廬”之說。


道教神仙信仰中認為天上的星宿是神靈的象征，加之信奉天人感應，因而歷代《道藏》中不乏道士仍進行觀測星象和繪制星圖的記載。而玉溪道人的這幅《天文圖》，所繪星象位置之精確，包羅星官之翔實，可謂道教界歷代所繪星圖之集大成者，充分顯示出他淵博的古天文星象學修養和多年來觀測實踐知識的積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著名學者、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李約瑟博士曾強調道教文化在中國科學發展中有著重要作用，的確是精辟之論。玉溪道人留下的這幅《天文圖》中所蘊涵的星象學知識和諸多懸念，是值得我們今後繼續研究、思考和總結的壹筆特殊的文化遺產。

何時有幸得以一瞻《天文圖》及《步天歌》？

古人素來把圖像看得比文字重要，成語“左圖右史”即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