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傑人：重樹中國文化自信 請先重建經學
把經學還原爲一棵生命不息的大樹

一部經學史，就是中國人守衛和傳承自己獨特價值觀的曆史。從學術發展的曆史看，所謂“國學”，所謂中國的“學術”，無一不是從“經學”派生出來的，所以，經學又是中國學術的源頭。就此而言，“經學”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其重要性怎麽說恐怕都不過分。

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是以章太炎爲先導，以胡適之爲中心的。而經學的瓦解恰恰是這二位權（學術影響與領導之權）傾一時的大學者推波助瀾的結果，只不過前者是曆史的耦合，而後者是著意爲之而已。

“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的生命力，都體現在注疏之中”。今天，當我們面對新時代、新科技，如何做出與我們時代相呼應的新注疏，這應該成爲重建經學的重中之重。

經學是門很古老的學問，林慶彰先生說：“經學是我國特有的學問，並無現成的理論可取資。”美國學者韓大偉對林說有所保留，但他承認“中國經學曆時悠久，治學方法嚴謹，各種文獻、工具、目錄書籍汗牛充棟，研究成果既有深度亦有廣度”。

不過韓大偉認爲：“廣而觀之，于世界文化來看，林先生的斷言有可以補充之處。其實，西方經學同樣源遠流長，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亞曆山大時代（相當于戰國後期至東漢末五百年間）。其研究方法及學習態度均不亞于乾嘉學派大儒的樸學或現今中國傑出學者古籍研究的精深。”

在《西方經學史概要》一書中，韓大偉把“古典學”“古典文學”與“經學”加以嚴格區分：“本書凡稱‘古典學’或‘古典文學’時均泛指古代希臘羅馬文學。‘經學’一詞指古典文學之文獻學研究，研究其整理、校勘、傳承。”可見，在韓大偉的理論框架中，“經學”其實是指“古典文獻學”。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西方曆史悠久、體系完備的古典學被成功解構；另一方面，中國土生土長的“古典學”——經學，被引入西方學術體系，並被作爲解構西方古典學的基本理論依據。我很贊賞韓大偉的學術勇氣和理論探索，也許他是第一個用中國學術的基本理念與話語系統來重構西方傳統學術的“吃螃蟹者”。

中國的“經學”究竟是什麽？

1947年版的《辭海》這樣定義：“研究經傳，诠釋诂訓，剖析義理，謂之經學。”2009年版《辭海》如此釋義：“訓解或闡釋儒家經典之學。”這兩個解釋各有所長，後者簡潔卻點出了“經”典之所屬：“儒家經典”。前者則說明經學之範疇：經與傳。其方法（盡管並不全面）：诠釋、诂訓、剖析義理。

皮錫瑞說：“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爲始。”如據皮氏所言，則經學之曆史至今已逾二千五百余年。是什麽使中國人花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對這些“古董”“皓首窮經”而樂此不疲呢？因爲“經”記錄著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承載著中國人基本的文化價值體系。一部經學史，就是中國人守衛和傳承自己獨特價值觀的曆史。

從學術發展的曆史看，所謂“國學”，所謂中國的“學術”，無一不是從“經學”派生出來的，所以，經學又是中國學術的源頭。就此而言，“經學”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其重要性怎麽說恐怕都不過分。

遺憾的是，這個維系著中國人文化命脈的學問，卻在近世中國的一場大變革中被消解了。他的標志就是1912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制定，明確提出“去尊孔”、“刪經學”。從此，經學被趕出了中國的教育課程體系，也被趕出了中國的學術體系。

既然經學之重關乎中國的文化命脈，經學之輕又如此輕易地被消解，那麽，我們就不能不追索一個問題：它是如何被消解的？

一

青年學者陳壁生在《經學的瓦解》一書中指出：“隨著辛亥革命帶來的帝制消失，與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反傳統思潮，中國學術也卷入了一場深層次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核心內容就是經學的瓦解。”他指出了經學瓦解的根本原因——國之大勢之轉捩，革命發生之摧殘。可見，經學的瓦解，不是學術自身運動的結果，而是外力強加的必然。經學的發展，從先秦至晚清，一直在遵循它自身的學術軌迹發展，其間有鬥爭、有興衰，但大體上並沒有向自我消解的方向運動。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十章《經學複盛時代》雲：“經學自兩漢後，越千余年，至國朝而複盛。”皮氏乃清末人，他的《經學曆史》所述直至同時代人。可見即便到了清末，經學猶處于正常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打斷這一過程的，只是“帝制崩潰”。但是，爲什麽帝制的崩潰要株連到一種學術的發展甚至生存呢？《經學的瓦解》告訴我們，伴隨著帝制崩潰的是一場比革命更猛烈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全面移植西方學術分科，從而實現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

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是以章太炎爲先導，以胡適之爲中心的。而經學的瓦解恰恰是這二位權（學術影響與領導之權）傾一時的大學者推波助瀾的結果，只不過前者是曆史的耦合，而後者是著意爲之而已。

作爲保皇派代表人物和今文經學領袖人物的康有爲以《新學僞經考》一書確立了今文經學在清末經學的統治地位。陳壁生認爲：“他們（指康有爲及其今文經學家）的根本目的，是繞過鄭玄回到漢代，對二千多年來的經學進行一場重新清理，檢視西漢以《春秋》爲中年的今文經說，使經學重歸孔子口傳的微言大義。在今文學看來，經學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價值而不是具體法度。”可見，今文經學所要捍衛的是價值觀，而這一價值觀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康有爲把孔子稱作“王”：“自戰國至後漢八百年間，天下學者無不以孔子爲王者。”而稱王的目的則是“儒者道上古，譽先王，托古以易當世也”。顯然，康聖人是要借孔聖人而爲自己的“因時改制”，推行變法維新制造理論依據。

于是，這必然招致作爲“革命者”的章太炎的激烈反彈。章太炎是一個激進的古文經學家，他容不得任何對古文經學的批評與非難。他對康有爲保皇政治的攻擊與批判，正是以古文經學爲基礎展開的。

《經學的瓦解》一書非常詳盡地揭示了章太炎如何先“破”今文經學之本——貶孔子而廢法；而後“立”——由“法”而“史”。陳氏指出：“章太炎之新經學，一言以蔽之，曰由‘法’而‘史’。”他是如何完成這一變化的呢？“章太炎對清世古文經學研究的突破，在于他以系統的眼光，重新探求古文經學的性質，也就是探求古文六經中，‘六經’到底是什麽。”

“六經”到底是什麽呢？章太炎以他的博學與雄辯告訴我們“六經皆史”。當然，“六經皆史”說並不是章氏的發明，陳壁生指出，“六經皆史”是章學誠之思想核心，但章氏所謂“史”說與章學誠“史”說其內涵卻大異其趣：“如果說在章學誠那裏‘六經皆先王政典’，經即先王史官所職，那麽，在章太炎這裏，他進一步將‘六經皆史’之‘史’，由官書而視爲曆史。”陳壁生非常准確地評論道：“而章氏（太炎）之‘新經學’對經學本身的理解，由古文經學之‘法’而成史學家之‘史’，治經也從考求聖王之政治理想變成考證曆史因沿遷變，所以說，章太炎是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轉捩點，在章氏這裏，進去的是古文經學，出來的，則成了史學。”緊接著，章氏進一步把孔子定位爲史學家：“孔氏，古之良史也。”陳氏歎曰，章氏如此定位孔子“實在是石破天驚”之舉，“前所未有之論”。而“章太炎以孔子爲古代‘良史’，說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刪定五經，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義，褫奪孔子的‘立法權’”。章太炎是個非常博學的經師，他在文字音韻學上的造詣無人可以匹敵。一旦他從史家的眼光來看經學，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經學的價值核心被化解。他的絕招，就是化經爲史。

二

如果說章太炎是近世以來瓦解經學的第一推手的話，那麽胡適則是第二人。因爲他的出現，中國的經學徹底崩潰。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與旗手。自“五四”而興起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其核心，一是西化，二是顛覆傳統。這是一股誰也無法阻擋的潮流，它的助推劑與加速器則是救亡圖存的現實訴求與文化激進主義的大行其道。胡適一手挾留學歸來之洋勢，用西方的政治理論、社會理論、學術理論傳播西學，弘揚西學，可說是所向披靡；另一手則操起老本行直搗中國文化傳統、學術傳統之軟肋。胡適的這兩手確實厲害，他用西學攻擊“中學”，“中學”幾無還手之力；他又用“中學”之矛攻“中學”之盾，促使了“中學”的自行瓦解。

胡適瓦解經學的方法與過程是，首先，他改造了“國學”的概念與內容。

1923年胡適爲北大國學門的刊物《國學季刊》寫的發刊宣言“既是‘整理國故’運動的總綱領，也是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關鍵文獻”。從此，“國學”變成了“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既然中國已經是“一切過去的曆史”本身，那麽，現在和以後的中國就應該擺脫這“一切過去的文化”而進行“充分的世界化”。陳氏認爲：“民族國家經由辛亥革命而正式開始形成，使胡適可以將民族國家之前的帝制時代一概視爲‘古代’，而對西方文明的追求，導致將西方文明視爲‘現代’的標准，古代成爲現代的敵人。經過將中西之別改造爲古今之別，所謂‘中國’，成爲了‘曆史’，而且是必須擺脫的曆史。”

其次，胡適規定了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徑。

“從‘曆史的眼光’到‘一切古書都是史（史料）’，是胡適的國學研究的基本邏輯。”顧颉剛說：“從前學者認爲經書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經變成了史料，再無什麽神秘可言了。”胡適所謂的“曆史的眼光”，是從章學誠、章太炎“六經皆史”的理論那裏來的，但這一理論經過胡適偷梁換柱的改造，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東西：“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本意是六經皆先王政典，章太炎發揮此說，將六經轉化爲中國曆史的源頭，從而重建中國的曆史敘事。

而胡氏更進一步，將整個中國曆史視爲古代，則六經都是上古的史料而已。連經都變成史料，那麽子、史、集之書，也自然成爲史料。中國傳統學術本——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根基有枝葉的生命體，到了章太炎，傳統的‘以經爲綱’轉化成‘以史爲本’，而到了胡適，更進一步將‘史’視爲‘史料’。章太炎的‘以史爲本’，史是一個活潑的生命體，而史一旦變爲史料，則成爲一堆雜亂無章的‘材料’。胡適之所以要‘整理國故’，就是要整理這堆材料。用‘材料’的眼光看待傳統，就像走進一座古廟宇，只看到可以重新回爐造紙的原漿。”誠如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言“國學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胡氏講得再清楚不過了，無論經史子集，都是過去的已經死了的曆史資料，而研究它們的目的，只是爲了做一部文化史，文化的價值體系、文化傳統的傳承，都是不必要的、不可能的和多余的。于是，作爲承載中國文化價值體系最重要的學術系統就這樣被消解了。

再次，重構中國的學術體系。

打破傳統的中國固有的學術體系，是胡適在“破”的同時，用心良苦的“立”。胡適之立，是用西方之“學”來統禦中國之“史”。即把西方學術體系看作是“體”，而把中國的傳統學術看作是“用”：史料是中國的，學問是西方的，即用西方的學問來研究中國的史料。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不複存在，代之以哲學、文學、史學、法學、教育學，等等。

陳壁生認爲，胡適用西方的“學”來統禦中國的“史”，是有一個重要的預設的，這一預設就是“將中國整體的看成古代的，徹底打破傳統學術固有的格局，而將中國典籍乃至一切語言符號視爲‘史料’，並以現代，其實就是西方化的眼光對之進行客觀的、分科式的整理”。在這樣的預設之下，“以西方學問來研究中國史料，研究的結果便成爲中國現代學術”。陳壁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將古典學術世界中的永恒追求從學術中抽離出來的做法，就是“以曆史瓦解價值”。他進一步指出：“經作爲中國文明之核心，一旦成‘史’，則失去其作爲‘常道’的價值，而一旦成爲‘史料’，則成了真僞並存的史料。在從‘史’到‘史料’的轉化中，經學的價值早已蕩然無存。”

三

中國經學的瓦解，是一個曆史的過程，從康有爲肇其端，到章太炎摧其體，再到胡適之挖其根，前後經曆了半個世紀之久。其中章、胡是二位主要的推手和領袖。但也不能忽略了一些章、胡的積極追隨者與同盟者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毛子水、傅斯年、錢玄同、顧颉剛等，他們都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領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正是這些學術健將們的共同努力，才構成了將近半個世紀，卻足以影響中國學術一個世紀乃至更長遠的深刻變化。

可是，對這一段如此重要的學術思潮與學術史，我們卻還沒有來得及作全面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這五十多年學術思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根本沒有做過認真的清理。也許，面對章、胡這樣兩位我們習慣上以仰視者的身份膜拜的學術巨匠，我們還沒有直面解剖的勇氣。又也許，中國現當代學術的主力軍正是章、胡等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弟子無意于自毀師門，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當中國的學術正處在又一個轉型的關鍵時刻，我們卻不能不痛苦地面對這五十余年的學術史。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一場浩大的學術變故，對中國的學術、中國的文化傳統傷害實在是太大了。它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曆時數千年建立的學術體系，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它也摧毀了曆經數千年，經過無數經師、學者們共同努力而構建起來的文化價值體系與價值觀。

章太炎是一位偉大的經學家，我們甚至可以用“後無來者”形容他的曆史存在。作爲一個傳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他決不是一個瓦解經學的主觀刻意者。但曆史的吊詭正在于，一個文化傳統的守衛者，卻在無意識之中摧毀了自己畢生爲之奮鬥的傳統。這一現象是耐人尋味的。當年先生在用古文經學爲武器猛烈攻擊康有爲今文經學時，他其實已經在爲自己爲之奮鬥的“經”掘好了墳墓。今天我們在回顧這一段學術史時，依然對章先生懷著一種理解的同情和敬意，因爲作爲一個革命者，他不能默認康有爲利用今文經學來爲保皇和維新張目。但是，當他拿起武器戰鬥的時候，卻不恰當地選擇用古文經學作爲投槍。一旦他陷入今、古文之爭，一旦他把自己緊閉在古文經學的門戶之中，事情就發生了不以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變化。沿著門戶之爭的慣性遊走下去，他必然會陷入另一個泥潭——自己瓦解自己。

學派之爭、學派之辯，這是學術發展的一種動力和潤滑劑，它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如果把學派之爭演化爲門戶之爭，那就會戕害學術的發展。門戶之爭是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痼疾，縱觀中國的學術史，凡是門戶之爭搞得不可開交之際，一定是學術停滯與混亂之時。中國學術講師承，這無可厚非，但師承弄不好就會變成門戶，而門戶則意味著保守與封閉。這不利于學術的發展，也不利于學派的發展。

如果說，在瓦解經學的學術發展中，章是一個不經意者，那麽胡適則完全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主觀刻意者。

胡氏留美歸來，他已經全盤接受與服膺于西方的學術體系與學術話語。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學術體系來改造與重構中國的學術傳統。

胡氏提出對“國故”要取一種“評判的態度”，他引用尼采的話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陳氏指出，胡適重新估定傳統的價值，就是以“現代”——其實就是以西方爲標准，重新看待中國的文化傳統。“這種‘積極’的行動，不是回到傳統，而是飛渡西方，其實就是輸入西方的新學理，以之爲標准並用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傳統的價值。”如前所述，胡適在顛覆中國傳統的過程中，使用的是西方的學術理論與武器，而在重構中國學術系統時，又以西方的標准爲標准：“將中國整體的看成古代的，徹底打破傳統學術固有的格局，而將中國典籍乃至一切語言符號視爲‘史料’，並以現代，其實就是西方的眼光對之進行客觀的、分析式的整理”，“以西方學問來研究中國史料，研究的結果便成爲中國現代學術”。

學術細化的過程，就是中國學術喪失自身價值系統的過程，也是中國學術丟失主體性的過程。這一過程帶來的嚴重後果是，國人對中國學術乃至中國文化自信心的喪失。從“五四”前後的西化，到建國後死亡、“蘇化”，再到改革開放以後的再度西化，就是這一嚴重後果的寫照。正如《經學的瓦解》一書後記所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術喪失了自身的價值系統，典籍成爲‘史料’，中國學術也成了西方學術的附庸，即便最爲保守的現代新儒學，也是建立在對西來大量觀念不加檢討的認同的基礎之上。而作爲承載中國傳統義理的經學，則在現代學科中瓦解殆盡。”

考察整個經學瓦解的曆史，我們可以始終看到一個如影隨形的陰影——文化激進主義。

在《經學的瓦解》中，作者引用過顧颉剛的一段話：“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于封建主義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僅爲古書而不爲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爲古史而不爲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爲古人而不爲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封建博物館，剝除他玩的尊嚴，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這是一段十分典型的激進主義表白。這裏不見了學術，不見了公允，也不見了實事求是。可悲的是，在經學被逐步瓦解的半個世紀中，整個的學術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激進得有些悲壯的氣氛中進行的。高明如康長素、章炳麟、胡適之之侪，也不能免俗。

産生文化激進主義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它也許與一個種群集體潛意識的遺傳有關。孔子提出“中庸之道”，這是一個中國式的心理治療的暗語，它也許是孔夫子看到中國人人性中喜歡走極端而提出的一個對症之方——一如他在另一處告誡我們的“行不由徑”——不要走捷徑、抄小路。筆者寡聞，不知道外國有沒有相似的理論。激進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就經濟而言，市場經濟；就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可說是發揮到了極致。由此而對中國社會的破壞也發揮到了極致。就激進主義的發展邏輯而言，政治、經濟上的激進，緣于文化上的激進，而文化上的激進則源于學術上的激進。所以，我們絕不能輕視學術激進主義的危害。學術激進主義爲文化激進主義延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與範式。

四

陳壁生在《經學的瓦解》中提出要重新認識與重建經學。他認爲經乃中國文明之核心，它承載著作爲常道的價值。“在經學崩潰百年之後，要重新認識我們的曆史，重建認識中國之所以成爲中國，必須回到經學。”

我同意陳氏的觀點，認爲重建經學乃重建中國文化、找回中國文化的主體與價值的必須，是中國崛起之後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自覺的必要。

但是，以我淺見，一個更爲迫切的問題，是如何重建。

經學被瓦解以後，對經的研究其實並沒有停止，只是他們完全是按照胡適重構的體系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西方的學術系統運行。我們不反對這種研究，但必須指出，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學”。

關于這個問題，陳著也有一段很精彩的闡釋：“在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現代學科的構建，正是建立在以中國一切典籍爲‘史料’的基礎之上。當經書納入哲學、文學、曆史的研究中，雖然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也必須閱讀經書，但已經于經學無關。”他指出：“經的生命力不是自然呈現的，而是通過一代代經師的解經，而發展出一套價值體系。一代代經師對經書義理的發掘，構成了‘經學’。‘經’只是經文本身，而‘經學’則包括了經、注、疏。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的生命力，都體現在注疏之中。”所以他認爲，“脫離了注疏的‘經書’研究不是真正的經學研究，而脫離了經書的‘注疏’研究，在現代學術分科體系中，同樣幾乎毫無位置。”陳氏指出了重建經學的核心問題之所在。對經典的文學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倫理學的研究等等，不能代替對經典注疏的研究，而對經與經典注疏的研究才是經學本身。

重建，除了對注疏的研究之外，還必須建立對經與注疏的再注疏。誠如陳氏所言“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的生命力，都體現在注疏之中”。今天，當我們面對新時代、新科技，如何做出與我們時代相呼應的新注疏，這應該成爲重建經學的重中之重。換言之，我們必須用新的注疏賦予經書現代生命力。

“真正的國學研究，應該把國學還原爲一棵生命不息、流動不止的大樹。不是對這棵大樹的一切做一視同仁的研究，而是主要研究它的根系與軀幹，不但要研究他的各個部分，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如何在流動中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並不斷向四面八方生長。”

誠哉斯言！

“真正的國學研究，應該把國學還原爲一棵生命不息、流動不止的大樹。不是對這棵大樹的一切做一視同仁的研究，而是主要研究它的根系與軀幹，不但要研究他的各個部分，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如何在流動中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並不斷向四面八方生長。”

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