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我一个朋友，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一天，别人告诉我他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正在闹绝食，让我去劝劝。我很痛心，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弄来一瓶用野兽油脂配制的药膏，拿到病人床前，告诉他抹上这药可缓解疼痛，并劝他努力吃点东西……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写道：“请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女儿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艰难死亡，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巴金是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来的大。巴金年轻时推崇西医，曾立誓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西医去处置。西医把他的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不能动，不能说话……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师傅的死。
　　母亲说，她师傅在过了60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

　　我追问母亲：师傅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都不是，师傅只说，人活60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60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师傅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劝啊，哭喊啊，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师傅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多年后，当我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才意识到母亲在为师傅驱赶虫蝇的那七天里已经接受师傅对死亡的态度了。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她的师傅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这一人生态度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母亲和她师傅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母亲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青春、执著于名利，她怎能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

　　看到现代人对生命不顾尊严地执著，看到西医为了配合人们的这一执著而采取的一系列超出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的抢救措施，我隐约地感觉到母亲师傅的死似乎有点道理。

　　巴金提出过安乐死，但没人理睬他。当巴金再一次被抢救过来后，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般活着吗？

　　在巴金不能说，不能写，头脑又很清醒的这六年里，不知他躺在床上是否想到了他年轻时的话？他对这一处置是否满意呢？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 “贼” 字。她解释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想，现代人能理解冰心的用意吗，会不会认为她是在作秀？

　　我感到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像我们现在人对立情绪这么强，这样拒不接受。小时候看一些刚刚60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块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记得母亲给我一块很漂亮的绒布让我送给我奶奶的姐姐做“装老”鞋面。老太太得到我送的鞋面的确是非常高兴。可如今我敢给谁送寿衣么？现在人给长辈备寿衣是躲着、藏着的。我一个朋友的公公病了，不肯吃饭，朋友让我把放在我这儿的寿衣给她送过去。一看到寿衣，她公公吓得立马就吃饭了。

　　过去的老人时常晾晒寿衣，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她在大衣柜旁边睡觉，夜里觉病，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我爷爷是在给人写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着头，闭目休息时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爷吃饭时，我爷还问是什么饭菜，第二遍喊时我爷没应，我母亲过去搭脉，对我父亲说，咱爹没脉了！我奶过来告诉我母亲把孩子抱到邻居家去，让我父亲出去通知亲属。等大家来时，我奶已将我爷擦洗干净，寿衣穿戴整齐了。

　　从前80岁的人死了是喜丧，孝上要带红，可以演奏欢乐的曲子，大家会有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可如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

　　我一个朋友不知怎样才能使将死的母亲高兴，便买来高档寿衣展示给母亲看，她母亲却没有如她奶奶当年那样看到好寿衣就微笑着死去，而是厌恶地扭过了头。

　　因这一态度，人生最终竟是一场悲剧。

　　人类面对死亡已几百万年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还是科学给予人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

　　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去医院，她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我感到奇怪，难道死亡不属于她？ 八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死，厌恶死，悲号着去死，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也使我在临终人面前不知所措。如果我奶和我母亲不是安详地离开人世，而像被魔鬼抓走似的悲天怆地，我会在什么心情下继续生活？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机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么多种。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在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认识一位医院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

　　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他们做起来却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俱备，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

　　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院长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便是躺在手术台上竟也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医院的治疗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和她一起进无菌舱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走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白血病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陪同事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说到移植，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我说，你不能太讲生活质量了，你得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时候随奶奶去探望绝症亲属。病人往往干干净净地坐在床上，奶奶会对病人说：“你刚强能干一辈子了，现在搬个枕头歇歇吧。”奶奶和病人谈死亡，谈后事的安排料理，谈人这一辈子……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地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强盗，是来掠夺我们的。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临终病人时如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们已经不会得体地对待临终的亲友了。
　　虽然我们在生理上能够死亡，在思想意识上却把死亡屏蔽了。

　　这让我想起我奶奶当年的一句话：“现在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都忘了死呢？”

　　在母亲的师傅绝食期间，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师傅驱赶蝇虫，师傅平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的长寿则辱，母亲师傅死的有尊严。

　　我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让我们想象上面写的名是自己。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字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像平时那样与我们开玩笑。他死时我们全去火葬场送他。

　　西方接受科学，也接受上帝，这使他们避免了“死到临头便发狂”。但在中国，科学的唯物主义彻底到信上帝是傻瓜的同义词。人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认为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于是，走向极端自私，走到了唯物的反面。人的设计似乎不太适合直面科学，在人和科学之间如果没有上帝参与，也需要一种文化呵护人类软着陆，就这么直接地把人类摔给死亡不行。

（09）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母亲有心脏病。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从国外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师傅的影响。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少年的我不甘心，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儿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成像安宫丸、再造丸那样使用，真是一付好药。

　　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16岁的少女，患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在乡下她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里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

　　她在母亲这儿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告诉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相好，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说媒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却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16呀，那男孩也才17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过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23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纪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产生了感情，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商量，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到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为的是要狐狸心。这男人听说狐狸心治心脏病效力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他妻子的心脏病症状基本消失，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果这么好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工作关系的朋友，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40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征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下，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等我在街上再见到他时，他把衣服捋起来给我看他的两肋，就跟烤肉似的，从上至下全焦糊了，惨不忍睹。他说，他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这心脏自己就乱颤。但他还得感谢医生朋友。

　　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状态大为好转，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这些病例给我的启示是，心脏的弹性是很大的，所说的心脏病有时就是心脏与躯体的不匹配，少年成长性心脏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父亲和我女儿爷爷的心脏病也说明这一点，即使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不可逆转的。现有的理论给心脏所下的定义还是为时过早，在医学上，实践常常走在理论前面。

　　母亲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父亲今年83岁了，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可在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尽可着父亲吃，他告诉我们不要跟他抢，我们吃的日子还在后头，而他却不可能活长了，因为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病会一次比一次严重，犯几次就完了。所以，父亲活不长在我小时候是铁板钉钉的事，他对我说：“要相信科学。”

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10）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告诉他，我的两个同事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现在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我问父亲：“如果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搏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那时没有心脏起搏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的性格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须达到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匹配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最后脑出血，手术后成了植物人。这下他不会着急上火了，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脑CT片呈一片白色，脑死亡的他步入了长寿者行列。

　　所以，我对心电图上曲率改变并不过于看重。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如按五行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将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我们也不能把火性体质人的“热”弄得像水性体质人那么“凉”。心脏的强壮有力可说是健康的首要标志了，可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我所看到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大多不肯将生活节律调适得与心脏匹配，我母亲就是，她不肯打折扣地活着。母亲其实不是死于心脏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当我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试图从推车上滚下来……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但如果把挂吊瓶当炫耀则另当别论。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即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我的两个熟人，一个穷，安不起心脏支架；一个富，安了三个支架。可富人安上支架的一周后就又被诊断为：支架血栓。而那个穷人的心脏病却逐渐在缓解。这种介入治疗一旦用上，就别指望人体的自然恢复功能再帮上什么忙了。

　　看一个电视报道。急救中心的一帮年轻医生，很有热情，每来一个“死”人，他们都要救上一阵子，一个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的人都让他们给救活了。

　　是一个猝死在车中的司机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诊断是心肌梗死，得溶栓。但心脏已不跳了，没有血液循环，药也到不了要溶的地方。于是，人工心脏按压，几个年轻医生轮流踏在木凳上压心脏，压了一个小时，没活。这主任又说，肺也栓塞了，溶栓。还得压心脏，又压了一个小时，主任一看，还没活，就回办公室坐着去了。他的助手们不甘心，没停手。这时，偶尔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护士跑去告诉主任，主任说，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这些人说，他能跳一下，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压了两小时，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司机醒来，跟他妻子说要吃西瓜，还很小气地说，只买半个就行。医生们看着他笑，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专家评点说，这个抢救病例，在现有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年轻医生们的做法是大胆、超常的。有人就问这个急救中心主任，作为医生，如此抢救一个停止呼吸、没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识还是由于愚蠢？主任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第一次用一个小时救活了心脏停跳半小时的人，第二次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救人，第三次我们就用三个小时，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延长时间。只是我们以前救活的人，心脏停跳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不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刚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学。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脏病，落到我们学校。我们不知情，她也不说。学校有农场，我们去秋收，她咬牙坚持，结果就犯病了。

　　附近没有医院和医生，看着她大口喘气，脸色发紫，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我问她，她才说出她有心脏病。我让大家闪开，让她呼吸通畅，然后扳住她的肩，按经络循行路线给她做了一阵推拿按摩，她就缓过来了。
　　
      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与我商量。她说，她从小就带着这病，犯起病来就得住院，从来没有好得这么快过，我给她按摩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还看到在大学体检复查时，一个同学血压过高，我给按摩，迅速把血压降下来，通过了复查。于是她认定，我要是天天给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

　　我说这是两回事，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可能因按摩而改变，我这只是一时应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与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给她邮来钱，她说给我钱。我怎么能骗她钱呢？不肯答应，她为此恨了我多年。

　　现在我理解了她求医心切，主观臆断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绝。我想，她的想法可能也有道理，心脏的弹性那么大，只要人活着就有将人的身体向好的方面调整的可能，如果真给她按摩一段时间，虽不能根治，说不定对她身体确实会有好处，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给吓住了。

　　（11）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母亲毕竟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师傅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在外地发病，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和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

　　我家的一个邻居是火车司机，刚40出头就得了很严重的哮喘。那时的火车司机总要探头看前面的信号灯，巨大的冷风灌得他根本受不了，只能在家休息。母亲给他治，告诉他要养，他这辈子不能再开火车了。有一次聊天时，说到中医的“吃啥补啥”，说人的肺功能弱可以用动物肺补，而在动物中肺功能强的非狗莫属，因为狗不出汗，狂奔后看它剧烈喘息就可知它的肺工作量很大。这个火车司机听了就与打狗队联系，要狗肺子吃。几十个狗肺子吃过之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又开上了火车，在冷风中一再探头，也没犯病。这令母亲十分惊异。母亲的惊异加深了我的印象。多年后，女儿的叔叔得了哮喘，一犯病得抢救，衣袋里装着激素，喘不上来气就得喷雾。我向狗肉馆要狗肺子，一天一只给他送，他就白水煮了吃。他病好了，我从未与他探讨过狗肺子到底起多大作用。

　　我想，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渐渐产生了动摇。我从母亲的学习过程中看到，人的学习也是分阶段的，不能从人的学习内容判断人的学习正确与否，决定学习效果的还有方式。年轻人学习时常轻易断言优劣、对错，造成学习上的留一半、扔一半现象，使学习走偏。上了年纪后，多观察少判断，结果从“愚昧”和“糟粕”中得到的启示往往要大于正统学术。由此可知，“愚昧”和“糟粕”不是没有价值，唯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从中吸取营养，所以，对不理解的东西先行保全比彻底铲除要好。

　　有一个人找我母亲看病，他的病在西医做了全面检查，没查出问题。但他就是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母亲说他受了瘴气，不好治。我听了和病人一起感到奇怪，什么是瘴气，怎么是受了瘴气呢？母亲说，这个人去迁坟，开棺时他没躲开一下让里面的瘴气散开后再捡遗骨，而是正冲着开棺的那股瘴气，他现在这种耷耷的，像摄了魂一般的症状，就是受了瘴气的原因。我和病人听了一起摇头，觉得这又是中医的一个谬论。

　　每当我埋头在旧书堆中时，母亲就把我拉到通风处、阳光下，说这些旧书有瘴气。这时，我就更认同父亲说中医是巫医的观点了。

　　最近看报道，说当初开启埃及法老墓穴的许多人受了病，曾被认为是遭到了法老诅咒。现经科学研究发现是墓穴中的一种特殊真菌对人的侵害。这使我不由得想到母亲的瘴气说。中医虽然不知瘴气中的真菌是什么，但知道瘴气能致病从而让人躲避，这是很重要的。

　　面对有人嘲笑中医是巫医，我现在不以为然。小时候我把母亲的许多认识或者当作人人皆知的常识，或者简单地归为中医的“糟粕”，有时直接斥为愚昧，所以根本没有在意。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在中医之外并没有这种认识，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性命和真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的。而有的人天生具有自我保护机制。我一个朋友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昏死过去，把问题交给了我。另一个朋友对自己的重大错误失忆，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把错误那段全忘记。人的心理机制并不是让人无限制地承受严酷的真实，这虽有悖科学精神，却是大自然对人的慈悲。

（12）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

　　我跟医疗队下乡时。一天，我背上药箱跟一个农民去他家给他妻子打针。一看，他妻子生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着身子，蹬着小腿，挺健康的。产妇躺在婴儿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给她打针，随口问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惊，看着她的一脸平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仅在她胃部摸到了肿块，连腹部也满是一个挨一个的肿块。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癌症是什么病，还照样生孩子。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经常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同性恋”、“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辨，糊涂到家了。母亲的中医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五六个月的未婚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所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只有哭着来找我母亲。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

　　为此，我曾批判母亲的做法，因为周遭的人全唾骂这对少年。

　　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我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口子用干活一年积攒下来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男人穿着，看着很滑稽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于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如今我想，母亲当真不知世上的道德尺度是什么吗？她尊崇于自然之人性，而非时代道德之人性，她从哪来的信念，又是什么支持她的信念呢？从众、跟随主流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坚持自己的信念才恰恰是困难的，我怎么会认为母亲是个没有思想主见的糊涂人呢？

　　可是，被我认为没有是非感的母亲，有一次我却看到她拒绝给一个病人治病。

　　另一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一个包裹，里面的新生儿已冻死。她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个躺在床上、一身血迹的姑娘拎出来，挂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这个居委会主任到我母亲这儿求医。母亲说，你走吧，找别人给你看病吧，我给你看也看不好。这个居委会主任非问我母亲原因。母亲说：你不是女人吗？你没生过孩子吗？你怎忍心这样对待那个姑娘？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一声不吭地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有多难？你不帮她，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人吗？

　　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乞丐要饭到宾馆是要被打出去的。西医院费用高昂，如何救济得起所有病人？

　　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个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她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

　　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西医突出“术”，中医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母亲的医术与其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体的，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受母亲的影响。我上中学时，相比我的同学，我便有些超越时代道德。一个早恋的女同学，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又遭到家长的打骂，病得奄奄一息。我不能见死不救，就把她架着送给母亲医治。

　　母亲所持的中医的道德，在我小时候被指责是错误的，而现在看是人道主义的，那么，中医的道德在现今失去价值了么？

　　（13）母亲治病用药如金

　　母亲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

　　经常是病人服过一付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付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扳过势头即可，如果你想病好，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

　　我给病人包药时，他们总说：“多给点吧？你瞧你给的这点药，小匙跟掏耳勺似的，还不够洒落的哪。”要不就说：“多给两包吧，中药慢，多吃点。”

　　有一天母亲看我研磨钙片，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兑在药里增加药量，省得他们说给的药少。母亲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药量多少、服用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对症，对症了，四两拨千斤，立马见效，一点不慢。

　　即便是病人谁愿意多吃药？有些不好喂药的小孩子，母亲卷个小纸筒装点药，往小孩嘴里轻轻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这么一点药，就能见效。

　　很多时候母亲甚至不用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痛风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们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而身体却做出反抗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上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只是帮一下忙，但不能代替人的自身调节，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

　　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遇到过一位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辨证就乱吃药，所吃的药就是毒。对症了，便是毒药也不呈毒性。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毒药回来加工，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服用，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理论就能。

　　药是平衡阴阳的，正所谓以药石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药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没有意义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中药只要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去掉的作法是不能为中医所用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药药剂师也讲错。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师傅，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里，病人总是满满的。他像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是他的常用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到人肚子里反……田姥爷这一代中医治病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敢放手、放胆，但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谨慎得多。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而较之别的医生则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毒药”，药房不收，说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了“毒药”自己用来配药。医院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不理解，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我估计现在中医院的医生已经没有使用“毒药”的了。毒药的购买也是国家控制的，要由公安局开证明，而现在开证明也没处买了。而毒药占母亲用药的好大一部分，我想象不出母亲如果没有这些毒药还能不能治那么多病，还能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

　　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这一块“鹿胎膏”我吃了好多年。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块“鹿胎膏”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最近我在鹿场又弄到一块“鹿胎膏”，放置常温下几天竟腐烂了。这让我奇怪不已，鹿场人回答我说“鹿胎膏”必须要放到冰箱中保存。

　　由此，我知道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像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常帮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才留心和记住了。

　　（14）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愚昧，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的病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老婆的病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有工厂上班。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不多，加之对中医没什么兴趣，更讨厌整天一屋子人，闹哄哄的，我对母亲做的事并不关注。即便是这样，如果母亲出门几日，来的人找不到母亲，就有人拉着我不放，他们倒是不考我脉象，而是详细述说病情，让我给想想办法，任我怎么解释说不会也不行，都说：“龙王爷的儿子还会三把水呢。”没办法，我就给摸摸脉，只是做个简单判断，辨个表里寒热，别给治反了。然后打开母亲的大药箱，里面的药都是母亲开的方，我去抓的药，又由我加工制成，母亲给人看病时，又多是我当药剂师，给人包药，吩咐服用方法，所以大致还是知道每样药治什么病，何况我还背过几部医书，不是一点不懂。于是，就给人拿了药。母亲回来知道了，并没有过多责备我。如今想来，可能是我没犯大毛病。

　　母亲死后，病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推不掉的，我就给拿药，吃不了药的婴儿也都给扎了针。可能是母亲在天之灵阻止我的行医。有一天，我突然想，那仅有几斤重的婴儿，小身体红红白白的，如果迎着阳光举起来，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针灸针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这么从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针扎到肝，扎到肾，一下子就怕了。再来婴儿，把襁褓一打开，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说什么也不敢扎了，此后，我就逃避行医了。

　　母亲死后，我病倒了，人说是伤力，我不知该怎么治，胸腔内疼得像用刀捅的似的，无处逃避。我想，这么猛的病用温和的药肯定不行，可用猛药我这体质也不行。母亲曾告诉过我是桂枝汤体质，终生不适合用川乌、草乌这类药。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用的药我却不能用呢？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治了我的病呢。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个“小柴胡汤”，抓了药，就吃了。

　　结果糟了，我真的吃错药了，胸腔不疼了，变成实心铁板，想喘口气都难，五脏六腑全板成一块，吃不进东西，透不过气，危在旦夕。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开了一个方子，把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可用之药川乌、草乌都用上了，我觉得非用此类药不能破开。这付药下去，铁板被击碎了，恢复了大刀阔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轻易用药了。

　　到省城上学，我到大医院，中西医全看了，全都没办法，用了些药，等于把我犯过的错误再重演一遍，我只得还自己治。我谨慎地每次只开三味药，用茶缸装着，沏上开水，当茶喝。这一喝就是大学四年，病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时，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中医。

　　母亲死后，本以为中医与我就再无关系了，可身体与母亲同样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虽经体育锻炼，维持一个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内质还是弱。在女儿还不能吃中药时，我们是医院里的常客，女儿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让我恼怒的是，孩子的病总是越治越重。

　　一次，孩子病得要死了，心衰，打强心剂抢救，儿科主任说孩子能否活命很难说，西医的方法用尽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诉医生给孩子输我的血。医生们嘲笑我说：“你的血也不是药，不能治病，没有用！”我坚决要求输，医生只得按我的意思来。我想，我从小得过那么多病，几次从生死边缘上挣扎过来，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这些小儿病的抗体，我急于帮助女儿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

　　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脖子上的静脉扎了九针才送进去针头，孩子放在桌上，头垂在桌下，哼都不会哼了。

　　血输进去两个小时后，孩子睁开眼睛找饭吃。

　　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医，我开始寻找和请教中医，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预防和治疗措施，同时训练女儿吃中药。我不敢自己给女儿开方，而是多找几个中医，分析、对比他们的方子，选出比较稳妥的，试验着给女儿吃，这使我又一次后悔没有学习中医。

　　在我给女儿安排防治方案时，我给在外地的舅舅写封信，他也是中医，但我受母亲影响信不过他，我只在信里问他一些常识性问题。不过舅舅回信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孩子这么频繁地患病，闹肺炎，是不是受热了？不要让孩子背部受热。我一下子悟到我让女儿热着了。北方寒冷，人们都愿意把孩子放置火炕上。我也不例外。但与我不同的是，农村给婴儿铺的是草褥子，而我给女儿铺的是棉褥子。我以为给孩子铺草褥子是落后做法。为了检验两者差异我马上弄来干草做了个褥子，同棉褥子一起放在火炕上做实验。结果是草褥子的散热性和保温性非棉褥子可比。我不由地感慨一些看似落后的事物可能更有科学道理。此后，女儿身下也铺着草褥子，身体也好起来了。只改变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因素就获得了这么大的转变。

　　（15）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在学医上走捷径。我曾认为，中医首先是经验的积累，后又借用阴阳五行做框架来安放经验材料，阴阳五行与中医药不是骨肉关系，而是中医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框架前寄居的贝壳。我想，如果我学会诊脉、把握病症，能相应用药，就应算是合格的医生，阴阳五行可以不用，也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去读经，可母亲说我要是如此行医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今天，如我当年所想的从病症找相应的药的医生多了起来，可中医的医术下降了，中医的疗效趋于一般，神奇不再，好多西医都能开中药，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这些医生所走的不正是当初我要走而被母亲阻断的路吗？

　　现在，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一件事是阻止人们乱服中药。亲朋好友，常有因身体不适到药店找中成药吃的。只看所治症状，不分表里寒热，乱服一气，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中药不是像西药那样某一种药就是固定治某一种病的，有人把某一中药就当成治感冒药，得了感冒拿起来就吃，我就很反对，同样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虽然感冒往往是表证，可用解表法，但解表还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之分呢，不同地域的人，用药也不一样，不辨证而用中药是中医大忌。

　　人们服用中药的方式正在受西医用药方式的影响。如今大量的中药销往国外，外国人在西医思想指导下用中药，实在不是发扬中医药，而是令其速亡。

　　当我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他所服用的中成药对他有害无益时，我不自觉地、无可选择地、必然地要使用阴阳五行理论。

　　我关注哲学，关注科学，但目前还没找到一种能替代阴阳五行学说来叙述中医对人体认识的理论。

　　并不是时代发展了，人们对事物各方面认识就同步发展了，人类的认识道路不完全是积累式的，也是熊瞎子掰苞米式的。人类的狩猎能力肯定是退化殆尽了，有了枪的人类就不再需要对付猛兽的勇敢和力量了，于是，手拿一支枪的文弱书生可以尽情嘲笑和否定古代猎人的智慧、勇敢和强壮。可是，枪，再先进也是人的外在，而智慧、勇敢和强壮才是人的内在品质，用外在替代和否定内在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先前期望西医的发展将会同所有医学的期望目前还看不到希望，我甚至感到从西医的道路上一时还走不到中医。

　　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是另一个城市的医生，把她接去治疗，结果越治越重，下了病危通知，备好了寿衣。

　　这时，我的同事突然对她哥嫂产生了信仰危机，给我打电话要求帮助。我请我们当地一位姓郝的年轻中医，用我们单位车，行车六七个小时，紧急赶往另一个城市。

　　我想，看到病人昏迷不醒，血压仅有30了，这个医生非回头就走，拒绝给看病不可。我给同事打电话，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这位医生到达后，并没有吃惊，而是诊了脉，开了药。我的同事马上抓了药，煎好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病人已经几天不睁眼、水米不进了，怎么吃药啊？我让她用小匙顺着嘴角一点点往嘴里润，按物理的方式让药顺进去一点是一点，同事就这样把药喂进去一些。

　　到了晚上，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她母亲睁眼睛说饿。我想，完了，回光返照。同事问，给吃吗？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我说，给吃吧。心想，最后一顿了，吃吧。

　　同事在给她妈妈喂了些流食之后，又给喂了些汤药。第二天早晨，同事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又睁眼说饿了。我一阵惊喜，松口大气说，祝贺你，你妈得救了。

　　我很惊异这个年轻人的医术，什么叫妙手回春呀？这就是。我让同事把那张救命的药方拿回来我看看，我想看看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药方很平常，不仅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没有一味治肾病的药，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我感到奇怪，找机会向这年轻人讨教。他说他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要先固土，升阳，抑旺扶弱……由此我悟到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一个救命的药方是那样普通、寻常，它的神奇体现在理论上、运用上、能力上。

　　正像围棋的黑白子，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有了不同的动、势能。一个棋子所占的位置，它与其他棋子形成的特定关系，能使一颗普通棋子很不普通。我们研究围棋不是研究黑白棋子的质地，而是要研究棋局。中医的精髓正像围棋一样，它不是像西医那样用不断发明新技术、新药来治病，而是如围棋手的升段，不断提升认识境界。没有一个深邃的文化在后面，只把其当成一种单薄的经验和几百种药，那么中医很快就会降至连西医也能开中药的水平了。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法律是一门概念必须清晰的学问，刚学法律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清楚的。可学上20年之后，你会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

　　（16）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

　　研究H2O是研究水性，但要造船航海的话就得研究海洋，虽然都是研究水，但从研究H2O走不到造船。水势也不含在H2O中。同理，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来把握的“气”也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来获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对西医的推崇，也像对发达、科技、财富等概念的理解一样有所变化，甚至觉得，人固有一死，安安静静地死，比有钱人轰轰烈烈地让西医整治一番再死要好得多。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支气管扩张，省里的医院要给她做手术，把肺子割去一条。领导派我去探望，我就去劝阻，人家不听我的，听医生的。没办法，手术头一天我去给医生送红包，就我担心的问题与他们探讨。医生嘲笑我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的手术我们做了一车皮了。”我问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我一听，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手术是那种大掀盖的开胸手术。病人在里面开胸，主刀医生在办公室看报纸，等护士来告诉：“打开了！”主刀医生才进手术室。不到20分钟，他端个装肺子的小盆出来了。

　　我看着医生端出的这片肺子对主刀医生说：“这人肺子我是没见过，可猪肺子、狗肺子没少见，到了开胸、动刀割的程度了，这肺子怎么也得变色变质才成吧？我怎么看这片肺子没啥大毛病呢？”医生气得不拿好眼睛看我。

　　又过了两个小时，人被推出来了，从前胸到后背足有五六十公分长的刀口，别说割去一小条肺子，就是什么也不割，只这么把皮肉割开，把肋骨锯断，把胸腔打开，再一层层地缝上，便对一个大小伙子来讲也是一个大伤元气的重创。

　　胸侧开了个洞，插根管子，下面接个瓶子，从胸腔中向外流着血，医生说这是为了把胸腔中的积血流尽。不到一小时，瓶子满了，我找医生问，这血是不是流的有点多？医生说就是要流干净。又不到一小时，瓶子又满了，医生说没事的。又一个小时，第三瓶又满了。我去找医生，我说，人有多少血可以这么流？医生说那是胸腔积液，不全是血。我挺来气，是不是血我还看不出来吗？再说就是胸腔积液也没这么个流法啊？我坚持要医生来看看，医生过来看，这时第四瓶也满了。一量血压是30，一看眼睛，瞳孔扩散……

　　医生和护士齐上手把我同事抬上车，推起来就跑，进手术室！紧急抢救！扔给我一个箱子，说手术室一滴血也没有，让我马上到血站弄血去！我开步往外跑，听到医生又给我一项任务：准备后事！

　　我这个气啊，没把我给气死！这不是陨石砸头顶上了吗？可我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弄到血！我打车跑了几十里路弄来一箱子血，当我把血送到手术室，我人累得要昏倒了。

　　由于创面渗血，为了止血，只好把整个一侧的肺子全割除了！又由于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什么填充也没有，所有目的都是为了不让人死在手术台上，一个人就这样给废了。

　　后来我曾阻止好几个得支气管扩张的人做手术，这些没做手术的人后来也都痊愈了。既然不手术也能好，何必要做这么大、这么危险的手术呢？

　　一次与同事出差住店，正和同事谈话，同房间的一位住客回来，倒在床上就哭，哭得我和同事无法说话。同事很生气，我说，行了，反正我们也没法说话了，便对那女人说，你说说吧，你怎么了？她说她要死了，得癌了，刚从医院做了肠镜回来。我问，找到肿瘤了？她说没有，但医生说这种症状就是癌了，因为她的胃肠失去了功能，无论吃什么，就是喝口水，也很快排泄出去，怎么治也治不好，医生说治不了了。

　　我听了奇怪，找不到肿瘤也说得癌了？我给她做了简单的望、闻、问、切，断定她是阳气不足造成的虚脱。但一般说来，对女人应首先表现出崩漏或子宫脱垂一类症状才对。我问她有无这类症状，她说子宫脱垂已经好几年了。我气愤地说，这么明显的症状你怎么不跟医生讲呢？她说，医生也不问啊，再说，也讲了，医生说这是两回事，那是妇科病，得到妇科去治。我说这怎么是两回事？这是一回事啊，医院和医生分科，可你不能在你身上分科，这病因是一个！可是转念一想，对西医来说，这的确是两回事，一个是消化系统疾病，一个是生殖系统疾病。

　　我告诉她去找一个好中医看看，在没找到中医之前，可先吃点中成药，我给她开了中成药。

　　同事在一旁问我，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阳气是什么东西吗？我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它的作用，阳气足，人就不遗屎、不遗尿、不淋漏、不脱肛、不脱宫。人死时，阳气一散，没有托扶，往往遗屎、遗尿。阳气大伤时，也会有托不住而遗、而淋、而漏、而脱的现象。这位妇女多次生育、引产、流产、身体亏损，阳气不足，不仅有生殖系统症状，也有消化系统症状，所以治她病的方式应该是升阳。

　　这位妇女的病在中医看就是小病、常见病、好治的病，怎么到西医这就成了束手无策的疑难病了呢？西医的确是一门科学，可他们对高科技的运用效率有点不高，有如美国对火星生命的探测在我看来就是效率不高。当定义生命离不开水和氧气时，火星探测仪只去找水和氧，然后就宣布火星无生命。当后来在地球上发现有的生命可以不需要水和氧而需要其做他物质时，就再发射探测仪去找相应物质。于是，随着对生命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发射飞船到火星去完成一个个单项指令。

　　（17）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我对中医的使用是阶段性的，随着女儿渐长，体质渐强，我又不太关注中医了。可随着女儿进入青春期，中医的魂灵又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当今的女孩不会照顾自己，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单位的女孩们总是在她们有头疼脑热时跑来问我，对我的回答又往往觉得匪夷所思，“我是胃疼，你却告诉我穿件大衣，可我没感觉到冷啊。”“我感到身体乏力，你却告诉我别吃西瓜了。”……

　　一个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和我聊天，我说：“我敢说，你冬天没穿过棉裤。”她说，是呀，我是没穿过，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所以你不能生孩子。对那些“三九”天穿得薄薄的时髦女郎，我对她们说：“你们就美吧，有你们哭的时候。”

　　一位同样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对我说，不能生孩子更好，我本来就不想要孩子，这样反倒省心、省事了。我说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我把她领到医学专家那里，专家一席话，说得她双泪长流，痛苦不已。

　　专家告诉她，她的病发展下去，就是内分泌失调，体内雌性激素减少，影响脑垂体，改变人的形体，面容猿样改变，最后由于高血压、动脉硬化而早亡。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设法使她怀孕，从而对人体有个重新调整，但孩子的质量难以保证，母体也只是得到大的缓解，但不可能是很正常的女人了，更年期时还要产生一系列难题，总之，这一生是不好过。她从未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不由得着起急来。

　　其实，在动物界中，生殖能力是最具弹性的。我有一个学生，在26岁时子宫只有大枣大小，外阴如同幼女。我想她这辈子别说生孩子，连性生活都过不了，替她愁得不行。可医生就教他们夫妻二人如何过性生活，硬是用物理方法治疗，后来她生了个女孩。如果我们不是把生活弄得太偏离自然，自然本身是有赋予我们各种能力的慷慨的。

　　不孕症的增多已成世界性趋势，据统计中国不孕症的患病率为15％。对这15％的人来说，不孕症真不是不生孩子这么简单。我一个患不孕症的朋友领养了一个孩子，她对这孩子很好，但无论她怎么努力，她只能像一个好老师、好保姆，而不是一个好母亲。由于找不到母亲的定位，她一直成熟不起来，在家庭中也难以起到主导作用，她为此苦恼不已。

　　对“三伏天”钻空调房间，不肯让自己出汗，在经期贪吃冷饮，不听我劝阻的，我只能预言将来她们的身体将会产生各种问题。

　　母亲对我说过，女人要是血脉没病，什么事都好办，血脉有病，就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她总是谆谆教导女人，一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当有女孩作下血脉病时，母亲总是责备当妈妈的不称职，怎可以经期淋雨？怎可以产期贪凉？……

　　当我竭力照顾女儿时，她并不会自保，还振振有词地说，大家都这样，外国人更是这样。这让我心急如焚，如何能让她知道东方人的体质与西方人的不同，知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给他们造成一系列的人为难题，知道选择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自保呢？这使我不由得再一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中医。

　　我不想与年轻人争论，不想用理论做武器对他们批判，我可以同意年轻人的所有现代观念，但看看许多年轻人吧，二十几岁，脸色青黄，凹凸不平，现今的美容术也不能改变他们憔悴的容颜；再看看他们的形体，胖的胖，瘦的瘦，不用诊脉就可断定其阴阳失调，且不好医治，因为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他们的生活理念，仅靠药物支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行的。

　　我们单位有个爱好体育的传统，很注重参加一年一度的篮球赛，而且看重名次。可近几年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传统传不下去了，男女篮球队普遍年龄老化，没有年轻人补充，单位年轻人不少，可都不会打球，他们当学生时只顾学习，心无旁骛，玩球是那些学习差、不想上大学的孩子干的事。领导说，不会打球可以培养，先挑几个年轻人进球队训练。可挑来挑去挑不出来。胖的是自己走路都上喘，肚子大的有如临产孕妇；瘦的弱不禁风，躺在席梦思上盖好被，床上溜平，看不到人。现在，我们男女球队平均年龄为48岁，全是老将。比赛时，我背包里放着牛奶、鸡蛋、止痛片。半场休息时我就赶紧给队员补充给养并加服“止痛片”。其他单位看到了高呼：“抗议，严禁服用兴奋剂！”老将们不由地感慨，现在年轻人的身体怎么会这么糟？

　　我这一代人小时候的营养都不足，着实说应该比不上现在孩子身体好，可当我听说现在孩子上课间操、军训时一个接一个地晕倒时我就感到非常奇怪，我就没有见过我的同学晕倒，要知道我们那时可是常饿肚子的。

　　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有悖自然规律，我不知道怎样保护我的女儿，别说她不能真正理解我的话，把它当成耳边风，便是听些，在我死之后呢？她会照顾好自己吗？这使我又一次想到中医。

　　许多西医医生也不会养生，因为西医是科学技术，而不是一种人生理念，重点科学技术并不必然地带来“科学”的生活方式。而中医是“道”，它的理念可治浮躁、亢进、焦虑、自以为是……

　　如果能把女儿托付给中医事业，我死可瞑目。

　　中医首先可给女儿提供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念，其次可以给予她安身立命、救世济人的本领，更能给她一个依托终生的事业。

　　（18）女儿在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只填报了中医院校

　　当我开始考虑女儿的前途时，我越来越认可母亲的生活方式。

　　母亲的生活是自得而快乐的。有时看母亲给女人摸脉，一副十分陶醉的神情，有几次她拉我让我摸脉：“你摸，多么欢快，多么喜庆，像春天的江水，这是喜脉啊。”我摸，只摸出这人没有心脏病，摸不出母亲感到的春之声圆舞曲。母亲还启发：“还很有阳刚之气，是个男孩……”人家一听乐坏了：“怀孕了，还是男孩？”母亲摸喜脉，不轻易说男女，是为了让我体会才说的，而我是为了不扫母亲兴才摸的。

　　母亲心态平和，没有怪毛病，这是不是源于她的职业呢？小时候以为母亲这心态是所有上了年纪人的自然心态，当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龄时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越老越疯狂，不是躁狂就是抑郁，难能找到像我母亲那样平和、安详、宽容的人。这才知道，人老了并不自然地生长出慈祥和智慧，这才发现母亲心态的可贵，我越来越想让女儿像母亲那样有所依托。

　　在女儿面前我念叨后悔没学中医。女儿看我否定自己很高兴：“就是的，瞧你，一事无成，整天忙来忙去的，都没个正经事，你干的那些能算事业吗？一旦退休了，也和别人一样无所事事，你是去打麻将，还是去跳舞？”

　　我叹气道：“这要是学中医，我会比我妈还强。中医哪有退休的？越老越值钱，在我这个年龄才开始冲刺……”

　　女儿说：“我要是干中医，比你俩谁都强，我在印着竖道的宣纸上用行书开药方，书房里摆着线装书……”女儿上我的套了。

　　女儿的思维是典型女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中医能把她的艺术爱好统一起来，琴、棋、书、画，古色古香的书房，配以可以干到老的中国古老医术，她想来想去说：“嘿，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能比中医这么适合我。”

　　女儿在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只填报了中医院校，非中医不学。她把登山者的名言写在墙上“宁让理想的山峰毁灭，也不毁灭理想的山峰。”

　　女儿走上中医路，我既欣慰，又忧虑。

　　欣慰的是学了中医的女儿沉稳了，与现代女孩的急功近利、追逐世俗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她的行为开始显得“老派”，冬穿棉，夏穿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虽然她还不是医生，可亲朋好友出现的种种身心问题开始向她这儿集中，向她提出解释和解决的要求，这使她加大了学习的力度和广度。在正常课业之外，她又学了性病、心理学、针灸推拿等课程，分别拿到相应的资格证书。她也开始关心当今青年人生活方式造成的种种身心问题。

　　我为女儿忧虑的是，中医正面临严峻挑战，任重道远，想要有所突破和建树是难上加难。女儿和她的同龄人不是站在了一起，而是时常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她成了“少数”和“另类”，这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所不愿看到的。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身处社会主流，少非议，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可？想当年我不也曾因母亲脱离社会，不为主流所肯定而对母亲不满吗？女儿是不是也将承受很大的压力？

　　每当有科学家、学者、教授嘲笑中医，主张取缔中医，甚至攻击和漫骂中医时，我都为女儿担心，担心她年轻气盛，与人争论，搞得气急败坏，心浮气躁，那就有违学中医的初衷了。

　　好在女儿致力于学习，不太理会社会上的争论，还劝我不要太关注中西医之争，更不要参与争论。

　　女儿的中医立场越来越坚定，她开始在年轻人中宣传性病的危害，宣传中医的人生观念，为女孩们频繁怀孕、流产而忧虑；对无节制的抽烟、喝酒、疯狂的夜生活持反对态度。她认为中医能为她提供可学的知识，能推动她为社会做有益工作这就足够了。她笑说，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并不存在中西医之争，社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不是空谈，中医不是几个人喊几句口号就能取消的。

　　女儿不再像同龄人那样追求时髦、享受、财富……她能抵御纸醉金迷生活对她的诱惑，很自然地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渊源。为此，我万分感激中医，在当今世界我到哪里去找这样能使女儿沉静下来而又极具内涵的东西呢？

　　女儿在中医药大学读到大二时，便在家乡拜师。她的师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妙手回春治肾病的中医。人家本是坚决不收徒的，也很有个性，可女儿更有个性，为了能学到真本事，她说她可以像旧社会学徒那样勤勉。电话一响，师傅还没反应过来，女儿就已把话筒按到师傅的耳朵上了。这样的徒弟任谁也难以拒绝。再说，哪位名中医不想把自己的医术传下去呢？只是现在的孩子在学习上多不肯谦虚，不肯尊敬师傅。女儿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一辈子尊敬自己的老师。

　　女儿的师傅就是师传的，医术很高，慕名来求医的还有邻近几个省的，但他没有文凭。女儿说，每当上级领导来视察，询问他的学历，便弄得他有些尴尬。女儿一开始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开经方而要开大药方，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医院的效益。有真本事，然而没有高学历，使他举步维艰。他必须通过自考取得文凭。每天一上午就要看五十多号病人，休息时间还要准备课业，要学必须备考的英语。虽然他是医生，可他身体很虚弱，他没有休息时间。

　　（19）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

　　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高血压……”病人不信，他就开检验单，让病人查。全都一一验证。

　　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作为考官，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时不是心怀答案，而是手拿标准答案———西医的检验单。对此，我并不为中医叫屈，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一直是在不断检验下生存和发展的。

　　女儿的师傅也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象、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这使他比以往的中医人与西医有更多的结合点，对中医的诊脉、开药时时加以修正。

　　中医就是在不断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看似有病乱投医，其实并不盲目。大量的西医检验单为中医的诊断提供了参数，对这些检验单的二次利用是不是提高效率？是不是有利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一位香港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论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西医用放、化疗治癌症，病人受不了放、化疗的副作用，中医给予辅助性治疗，使病人能够完成西医的疗程。

　　母亲有时面对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补不得、泻不得的病症时，她的心情是比较矛盾的。这样的病着实说不破不立，或使其归实，或归虚，然后再重新调整。但这种治法在现代往往不被理解和接受。小时看母亲给病人开过药后，有时告诉病人，这付药下去后，病情会加重。我对此感到不理解，谁肯让自己的病情加重，医生怎么要把病人治重呢？母亲也有这一顾虑，所以，有时她会动员病人到西医那里去治一下，借西医之手为难解之病打开一个缺口，等病人回来后，母亲再一展身手，力挽狂澜，把病人治好。

　　当有的病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一般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母亲研究西药，她还把西药弄来尝，像李时珍一样，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比如，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证的用上往往就变成里证，虽然把炎症消了，但阳气受抑制，对已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

　　我们这里有一个长于治小儿病症的中医，他看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一般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算得上是中式思维结合西式武器。

　　女儿的一个同学，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擅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他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吸收和包涵。
　　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西医的检测指标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搏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

　　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在于人的大脑可能还不适应东西方思维的切换。
　　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是僵化思维应该铲除。我觉得铲除中式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大脑具有的思维方式，只能压制一时，不可能铲除。如真能铲除，对大脑来说也是损失。我认为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中西医真是水火不相容吗？意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人的大脑发展到了极限了吗？

　　我想，用中国思维思考以上问题，考虑如何达到水火相济，达到中西方文化的和谐，推进人类的大脑进化，比铲除一个保留另一个要明智得多，因为中国思维理解的冲克关系不是绝对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有如火对金的锻造，金对木的制造。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很可能将我们“冲”起，给我们创造一个建立大文化的契机。在新的大文化中，中西医的结合将得以实现。

　　女儿也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医生这个概念在今天会被赋予新的内涵。

　　（20）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

　　中医不能到明丽、高耸的医院去，中医是一种不能离开土地的医学，不能不接“地气”。

　　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不但是那时不可想象的，就是现在也是难以办到的。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状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草药到处都有，“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并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付一般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老百姓是很实际的，民间的中医情结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那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在这点上西医不如百姓明白，如果西医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胁西医，倒是西医总去杀鸡，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尊严。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的西医也是中国人，当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躁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好多病人采用 “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有时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能起死回生。中医的存在对中国的西医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代。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一部分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的。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做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那里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作为中医一定要显示出中医特色来，如果你没有中医的长处却有西医的弊端，人们为什么要找你呢？中医本来就是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女儿说，80％的病都可以用普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医治，因此，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西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中医的生存之道真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母亲的家庭作坊我想到现今的社区门诊。作为基层医疗单位，西医的社区门诊是竞争不过中医作坊的。建立社区门诊是西医的尴尬，因为西医不是这么存在的。西医的长处是紧密依托设备的技术，是高投入培养的精英，百姓趋的是西医人才和技术的“高”，这在社区门诊是无法体现的。而凡病就用精英、用尖端设备，又是对西医资源的浪费。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家庭医生”，这不又回到了我母亲的角色？

　　“家庭医生”可以像我母亲那样与群众关系密切，同呼吸，共命运。情感相连，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得到病人的极大信任。而人致病的原因有时是一个很微小的因素，改变这一因素就会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一个朋友领着女儿来找我女儿，说是孩子可能得了肾炎，女孩说腰疼得厉害。女儿摸了脉后说，受凉了，穿上棉衣就好了。女孩的母亲说，不用到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女儿说，穿上棉衣后要是还疼你再去检查也不迟。

　　中医不可能灭绝在于任谁也养不起太多的西医这样的“大医生”，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仅是中国百姓支付不起，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

　　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呢，就先把窝头扔了，取消中医的理论是吃不到面包毋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当前我们的医疗问题是由中西医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医离开了土地，离开了群众；西医偏离了自然，并用技术支持人类整体偏离自然。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扑方式，击破西医给人类设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怎么办？

　　（21）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由于提倡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我们给予身体和精神的不过是“享受”和“愉悦”的理由，其对身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人们选择了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对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断定它可以一直支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瘤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时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而不要长在我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西药好像就没有毒副作用似的，所以有这样治一病致一病的现象出现。对此西医的宣传是不到位的，造成不知情的患者在治病上无后顾之忧，一旦知情时又悔之晚矣。人们对医院的不信任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与西医在探索中、发展中的存在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患者就是西医的试验品，西医也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医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交给现存的生活模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医生一直忙着管理我们的身体，只是在最后才把死亡捧给我们，退还管理权。而没有接管准备的我们，在这时只有惊慌失措，哪里还顾得上生命的尊严？医院里好多无理取闹的患方正是不肯接受医院退还的生命管理权。对死亡认识的偏差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人的生命质量，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在体验生命上，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落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代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在逻辑上使我们必然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的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的表达。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也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像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免去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
　　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就像我们认定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代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正像富人穷得只剩钱了，现代人也穷得只剩技术了。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寻找那个离我们最近的直接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不解决根本问题，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
　　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就是现今逻辑提供给我们的去找离我们最近的最直接的“病因”，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不断出现问题，人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高远些，问题的症结是不难看出的。
　　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也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出现许多病症，当事人自己找了很多的幸福的理由，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己，可身体和情绪不听从这些理由，于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现象就产生了，因为这时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于是，在我们的生活有一日三餐，有暖衣热被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空虚、无聊、寂寞，不知道自己究竟缺少什么和想要什么。人们错误地用吃喝玩乐和追求无止境的欲望满足来打发和填充自己的空虚、无聊和寂寞，而当事人自己是难以判断这是否就是治心病的“药”。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负面情绪的，负面情绪提示我们应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仅仅用理性是不能完全解决负面情绪的。西方的科技文明，表面看是人文的，注重人权，是人本主义的，却也是异化人的，这在西方文学中有很深刻的反映。科学蔑视自然和由此衍生的感觉和做法，已造成了诸多难解的问题。
　　现代人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衣食无着的原始时代少。人们是不是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被我们遗弃的自然朴素的传统思想呢？
　　中医讲“七情”伤人，在有些时候，更甚于“六淫”。难道有了西医的支持和保障我们就可以在错误的生活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担心，当我们走得太远，病症越来越明显而非解决不可时，我们按现有的逻辑能否找到真正的病源？西医会不会有朝一日退回人类生命的管理权？

　　（22）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进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也不抱，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是增加肺呼吸量……
　　而我这本日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让搂着孩子睡觉，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
　　朋友却像西方人一样，吃得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像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征，我很着急，找了女儿的师傅，可我这朋友却说用不着中医，她说西医治得很好，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儿戏，损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科学的西医在保佑着她。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沾边。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是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甚至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被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中医的逻辑产生于生活逻辑并与之保持着高度一致。所以，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只要再过50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喊口号说取缔就能取缔的。
　　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做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缺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在没有人肯当保守派时，我就找到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了。
　　前些年，婆婆经常展示养老院发放的宣传单向儿女宣布：她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像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孝”的这个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呢。再说，养老院真有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忍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如果我办养老院，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像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一排一排，晒太阳，多是痴呆症。在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新奇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里哗啦。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刚宣布开庭，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
　　这两个让大家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上了奶奶，每人抱上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
　　由于一再晚婚，到了50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由于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我身边的50岁以上的妇女，有的找小情人，有的嫁小丈夫……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这会让人们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这一代更年期的妇女抱上孙子后能够治愈更年期，我担心我女儿这一代女子到了更年期时这办法会失效，因为她们可能从根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出门在外，让十几岁的女儿称自己姐姐的母亲大有人在，这样的女性如何能接受自己当奶奶或姥姥的现实呢？

　　（23）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
　　拜师，为的是学成传统中医，而女儿还在学校学习，又必须学好西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学好中医又要学好西医在理论上有点不可行，这的确是个实验，把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统一起来，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吧？我对女儿说，人类大脑的几次飞跃都是变不可能为可能。抽象是飞跃，意象也是飞跃，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更是一个飞跃。我相信人的大脑确有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潜能。
　　其实在西方，人们对其思维方式造成的偏颇也是有所纠正的。比如法官要德高望重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想要凭借的不是他的知识、学历、权势，而是他历经磨砺的感觉，这是一个将知识硬件虚化的过程。人们对他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给予极大尊重，并不要求他给予充分解释。
　　我在当中学教师时，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我们的学校教育不是发展和实现多种可能而是砍伐这些可能，只允许他们共走一条道路，共同实现一种可能，还美其名曰是对小树进行修理，这在我看来无疑是凶手行为。学校教育产出的“科学”产品，合格率极低，众多的等外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发展起来的非科学思维。学校教育不是营造原始森林，而是人工林。只要树木，不要灌木和杂草。所以，人工林不能形成自身循环的生态系统，总得依赖人工扶助。
　　我曾竭尽全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头脑，可是收效甚微，许多学生对科学思维就是不感冒。这样一来，与其让兔子学游泳、乌龟练赛跑，倒不如让他们各行其道来得好。东方人既然擅长意象思维，那么就让他们如日本人那样对西方文化运用模拟法学个八九成，而在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到极致不是很好吗？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出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作是花岗岩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母亲当年纹丝不为大医院所动就被父亲称作是顽固不化。
　　当前，对中医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说它究竟是不是科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医不是科学没什么不好。20年来，科学发展飞快，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西方《育儿百科》如今看来，已经相当不科学了，可一个瘦弱、有病的孩子已按当年的科学方法养育到了二十多岁，科学对此负得了责吗？三十多年前我学习的关于生命、宇宙、物质、粒子的许多定论，如今已改得面目全非，有些与从前正好相反了。谁知30年后，科学又将改变多少？科学的最终发展将会证实中医的真理性。相比之下，中医的落后如果是指它两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我倒希望它能继续两千年没有大变化，方显其天地自然本性。我们希望地球的变化很大吗？正如育儿，越是“先进”的、“新”的、“科学”的东西，反倒是最危险、有害的，不如传统、自然的方法来得稳妥。
　　生命进化的历史是亿万年，科学与之相比像小学二年级课程。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考试不得一百分会号啕大哭，他们拿学习太当回事了。我们现在对科学就有点像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以为这是学习的全部。殊不知真正的学习是不断获得感觉器官，比如像中医这样对世界的感觉。
　　好在理论的批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西医的飞速发展恰恰给中医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西医的治疗成本高，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支撑其医疗体系，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给中医以喘息和崛起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总是这样公平，虽然中医百年来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但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空档。
　　我与女儿出门旅行，她认为只要带足钱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带足银两还要揣一个大饼。我揣大饼的行为会遭到年轻人耻笑，虽然他们开车也有备胎。但只要人类还在路上，我的任务就是要揣个大饼。
　　我对女儿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谁敢保证你们这代不会遇上战争和灾荒？偌大个医院只要没电就是废墟。我从没有说不发展大医院，没说上路不带足银两，我只要求自己是个拾遗补缺的人，不为人类留下我女儿这个大饼我不放心。
　　当前振兴中医要走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中医理论与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将中医的治疗观、养生观、世界观、人生观合为一体，以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的发展，以中医为依托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之希望中医生存和发展，正像希望它的哲学内涵能充实女儿的灵魂，使她沉稳、安详、温润、自然一样，也能给我们民族留一条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中用来自救的生路。
　　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

　　（24）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学中医可以实现女儿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她能济世救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
　　人能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时还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傅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参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女儿描绘的这个景象让我这个当一辈子公务员的人羡慕不已。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对我和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困难的。
　　有人参生长的地方是最自然的环境，中医的智慧也是生在民间。在西医模式的医院中嫁接中医生出来的不是智慧之果。
　　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每天，一个上午就要跟着师傅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他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中医的老祖宗可能早就料到中医的生存之路是坎坷的，所以把中医的技能建立在人类认识的基础层面。
　　女儿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
　　女儿的师傅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
　　女儿说，李时珍的 “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就是中医人的科学追求。
　　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的是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象告诉我们什么了呢？
　　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摸到一个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她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师傅见了，就接过手来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理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伽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频繁……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
　　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象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他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
　　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师傅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
　　女儿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多是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因此，女儿在实习期间不仅向医生学习如何看病，也向护士学习注射、插管……她说，只要你想学习，到处都有可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有用的。
　　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也可以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他组织。能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所以，华佗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能做。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如果按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医也可能发展出很高超的外科学。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的，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从这点上来说，西医的东进对中医是冲击，也是激发其崛起的挑战。

　　（25）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任谁也干不出秋天种玉米的事。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作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人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让马上拿15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心急如焚，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星火赶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400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沓查验单，院长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从国外拿回来的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按着书本给人看病，中国西医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一位网友说她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世界著名，许多国家请他去，他都不肯离开中国。因为他之所以世界著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做眼科手术最多的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令国外同行羡慕不已。如果离开了中国，他就会像外国同行一样，一年也做不了几个手术，只能研究书本，他的业务水平不仅不会长进，还会停滞或倒退，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地。
　　有一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在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26）他掌握的样本越多，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了，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恐怕城里人连二十四节气也不是太清楚了吧？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实。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象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象不是脉搏，不仅有四季的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即使同一个人的脉在不同情况下也还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替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因为你摸的是脉搏；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无从分类，难以把握。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的现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像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像“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是中医看病的物候学，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地域性，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中医也是一样。母亲每天诊几十个当地人的脉，正像农民日日观察他的庄稼，紧紧把握着当地脉候，所以，整体脉象上的风吹草动她都能最快感知。而对外地人她就需要调用更多的信息进行思考了。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中医主观臆断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傅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一位48岁不孕症妇女来治月经不调，女儿的师傅给她开方并告诉她，月经不调治好了，就没什么理由不怀孕了。一年后，这位妇女来给女儿的师傅送糖，告诉他自己生了个女儿。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脉，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来看病的人越多，他掌握的样本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这就是中医的预测性所在，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置身于实践中的母亲也正因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疾病的整体走势。
　　也有年龄很大的中医，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必须要在动态中把握的东西又怎么是死学硬记能到手的呢？没听说有谁仅靠书本能学会游泳。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用书本方法，是在课堂上学，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这如同在课堂上学打猎、学种田一样。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能掌握了，诊脉的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由此可知，中医怎么可能生长在历史上人烟稀少的西方呢？怎么可以脱离众多的病人而在象牙塔中存在呢？